秦伟
与投资银行一样，金融危机后的对冲基金行业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监管措施。
“几乎每一次金融危机之后，都会出现仓促出台监管措施的情况，而这一次则是全球范围内的。”另类投资管理协会(AIMA)香港分会主席Philip Tye表示。
全球范围内，监管者们正在根据G20的议程，要求对冲基金经理满足新的注册和申报要求。在美国，对冲基金需要面对多德弗兰克法案和消费者保护法案。今年11月起，欧洲证券与市场管理局(ESMA)一项有关卖空活动的新措施也开始生效，要求本土对冲基金向本国监管者报告所持的空仓情况。
今年6月，香港也进一步收紧了淡仓申报规则，要求市场参与者在每周最后一个交易日起的两个营业日内，向香港证监会申报持有的淡仓数量。此前，市场参与者已经需要向港交所申报所持淡仓情况。
“与全球其他地区相比，香港可能是需要改变最少的地方。”Philip坦言，香港在几年前就已经采取措施，对对冲基金经理以及对冲基金的运作进行监管。
但这些已经存在的监管措施并没有让香港豁免其他国家的“新政”。对于金融危机后涌现的监管措施，“你只能想办法适应。” 已经在金融行业从业超过20年的Philip耸耸肩，尽管大家可能希望美国认可香港现存的监管体系，并对香港的对冲基金给予一定的豁免，但事实上这不可能。
将于2014年实施的美国海外账户纳税法案(FATCA)也从侧面影响了对冲基金的运作，尽管该法案的主旨在于增加税收，但任何一个和美国扯上关系的对冲基金都可能因此而增加运营成本。
监管应变
“美国和欧洲提出的一些监管措施，并不仅仅影响本土的对冲基金。”Philip表示，这对于设立在香港的对冲基金来说，无疑增加了额外的负担。多德弗兰克法案中的一些措施，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能够进入美国市场”的对冲基金。
而FATCA，尽管本意并非针对对冲基金，但仍然会给该行业增加更多负担。
“困难的地方在于，大部分以美元进行交易的机构都难免受到影响。”Philip指出。
KPMG对对冲基金行业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45%的对冲基金经理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增加合规人手，而该机构的另一份调查显示，2008年后，对冲基金普遍增加了合规投入，98%的对冲基金已经在合规领域增加人手。
“对香港(的对冲基金)已经有了影响。”Philip坦言，尤其是规模较小的对冲基金，不断增加的监管措施是很大的成本负担。
除了增加人手，一些小型对冲基金开始将IT、行政、合规等外包给可信的专业平台。“香港已经有一两个这类共用的平台，明年亚洲会更多。”Philip介绍指，这类平台提供合规、行政等多方面服务，外包让小规模的对冲基金能够更高效地运作。
但对于对冲基金而言，无论监管环境和市场如何不利，有些部分则不能轻易改变。
“基金的策略反映了基金经理的经验，不能轻易改变。”Philip表示，对于基金的投资者来说，正是因为看中了基金经理的核心策略和经验才决定投资，他们显然不乐意看到自己投资的对冲基金突然改变了
投资策略。“唯一能做的就是适应，对冲基金可以选择改变某些产品的交易方式，比如在香港，由于有卖空交易汇报机制，一些对冲基金选择通过银行的综合产品来买卖股票，从而规避这一报告机制。”
与欧美相反，在中国内地，监管的改变或许能让对冲基金获得更多收益。
“(中国内地)正在做出改变，提议的一些措施将向对冲基金开放市场，不仅想要在内地运作的对冲基金会受益，内地想要投资在岸及离岸对冲基金的投资者，以及想要在内地进行纯粹的对冲策略操作的离岸投资者都会受益。”Philip透露，从投资者角度而言，最大的改变是允许内地的对冲基金操作多空策略，这将改变目前对冲操作受到监管限制的局面。“改变正在发生。”
与投资银行博弈
尽管同时受到监管的影响，对冲基金却在无形中成为投资银行收缩的受益者。
从去年底延续至今的裁员潮，让不少投行精英考虑成立自己的对冲基金，尤其是那些由于关闭自营交易而离开投行的交易员们。
2010年，高盛前明星交易员Morgan Sze创立了对冲基金Azentus。今年，野村自营团队的本杰明·富克斯计划创立自己的对冲基金，摩根大通前亚洲股票衍生品部门主管威廉·李也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度创立一只基金。
“有更多精英的加入，对市场来说是一件好事。”Philip表示，对冲基金行业不乏更替，但直到2013年，设立基金都面临相对动荡的市场环境，设立者尤其需要考虑基金的投资者以决定可能适用的监管框架。
但投资银行的收缩对于对冲基金行业来说，依然是一把双刃剑。
“(关闭自营交易)对对冲基金主要的影响是交易流动性下降，投资银行是主要的流动性提供者，也是对冲基金的交易对手。”Philip认为，对对冲基金而言，长期内，市场流动性的减少并不是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