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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寻路,为山河披上袈裟

发表日期:2019-02-11 17:17    来源:经济观察报    关注指数:

付如初 《山河袈裟》 最近两年,有两本散文集常在书友间谈及。 一本是贾平凹的《自在独行》,是他的旧作编选,但取了一个很佛系、很触动人的书名,意思是,不管人间值不值得,且让我孤独自在地走完这一生。其实很多文章也无关书名,但贾平凹的散文毕竟一直有口碑。 另一本是李修文的《山河袈裟》,读过的人对其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好评。寻常人物、寻常思绪、寻常人间,但在李修文的笔下却显示了大悲大悟、莽荡廓然的不寻常气象。他在自序里说,自己十年来奔忙其间的山林与小镇、寺院与片场、小旅馆和长途火车,是为“山河”;写作,是他的“袈裟”。而他一直膜拜的两座神祇,是“人民与美”。 看到“人民”的时候,我愣了一下。这是一个曾经多么熟悉,如今又多么“陌生”的词,文学似乎很久都没有拿这个词作为价值尺度了,也似乎已经很久没有一个非主旋律作家在写日常题材的时候,主动靠近这个词了,更别说充满感情地“膜拜”了。 不难忆起,在启蒙时代,这个词被书写为一股潜藏的力量等待被唤醒,有时候他们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有时候又是“新”的对立面;革命年代,这个词被书写为组织起来的力量,是历史的推动力,是孕育英雄的土壤,是预期未来的保障;在左翼文学和问题文学中,这个词更是反复出现,反复被书写。曾几何时,在服务于这个群体的感召下,产生了无数敬畏、讴歌的浪漫文字。后来,到了和平建设年代,尤其是到了如今的市场经济年代、网络时代,这个词的含义变得异常复杂,内涵更多地变成了“底层小人物”,社会心理学家隐喻的“乌合之众”,有时候也被借用为一种“名义”。 而读完了李修文的书才会发现,他所理解的“人民”,跟上面说的含义都有所游离。李修文笔下的人物,或许可以称为“众生”,但却没有一个法力无边的“佛”能将他们普度;或许也可以称为“小人物”,但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与他们相对应的“大人物”和“英雄”。此时,你会发现,的确没有一个词比“人民”更合适描述《山河袈裟》里的这些人:门卫和小贩、修伞的和补锅的、快递员和清洁工、房产经纪和销售代表…… 他们被阶层捆绑,与时代对应,是社会结构的主体,是社会系统运转的中坚力量。尽管大多数时候,他们表现的样子更是自己生活的奴隶,是自己命运车轮下的血肉,是卑微困苦的“小写的人”,但他们同时也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中的“花”和“叶”,即便一夜之间枯败,来去无声,但他们担了这人世间的一份苦难,就堪当一份敬重和尊崇,文学就应该给他们庄重感和尊严感,给他们深情。 在道统为“人”,在法理为“民”,在天地间,为“人民”,在人世间,为“人心”。李修文站在他们中间,用手里的笔、眼里的泪、心里的血为他们做传,留下他们生老病死时候的背影,留下他们爱恨歌哭的声音。是体会了生而为人的大悲苦和大荣辱,他的写作也因而成为大悲悯和大美善,成为“普度”——度人度己。 《山河袈裟》,是李修文个人的修行,也是对“我们”的开悟。万卷书,万里路,终究都须得化成笔下诗、心中意,才能面对命运的百转千回。 “人心中有山河莽荡” 生死处有袈裟霓裳 遍读书中所收33篇散文,才会体会“山河袈裟”这个名字有多好!山河,分明是这世间一切的景与物、人与事。它是美得让人害羞的雪和玫瑰,是安静得让人害羞的袈裟和海市蜃楼,是鄙陋得让人害羞的妄念和不堪,更是无助到让人害羞的荣辱和生死。李修文以《羞于说话之时》开篇,以羞与耻为两级,写天上降下的灾难,地上横生的屈辱,更写半空中微弱的光亮;写沉默的力量,见证的力量,更写生生不息活下去的力量。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道”的降临;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亦是“道”的降临。道与美,让人羞于言语;而一切羞于言语之时,都是人性闪耀之际。 他写了很多这样的时刻。《鞑靼荒漠》里独守孤岛与孔雀为伴的莲生突然高歌;《每次醒来,你都不在》的油漆工老路,突然酒后嚎啕,说“每次醒来,你都不在”不是写给女人的情话,而是写给死去的儿子的思念;《郎对花,姐对花》里唱着黄梅小调陪酒的姑娘,一边刚烈一边妥协,都是因为不远的巷子里,电线杆上锁着年幼的女儿——她一会儿是母亲一会儿是陪酒女;《紫灯记》里在日本被扎瞎了眼睛的云南人,在路灯下等着萍水相逢的“我”来,把酒叙乡愁;《长安陌上无穷树》中两个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绝症病人变身为老师和学生,认真背着唐诗……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失败中、穷愁中、苦厄中,同时,也在不甘中、乐天中、坚韧中。 最为难得的,李修文总是把自己和他们放在一起,比他们多的知识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比他们多的话语权为了更好地记录他们,而比他们多的感悟和痛楚为了向读者端出一番肝胆。他没有知识的傲慢,没有智力的优越,没有阶层的俯视,但他也不是所谓的“民粹”,因为他没有改造社会世道的野心和建构乌托邦的理想。他只想作为血肉之躯跟他们站在一起,共担世间苦难。所以,他写了很多眼泪,很多无奈,也写了很多“弱德之美”,很多闪亮时刻。这些照亮世间、照亮我们的时刻,没有神降临,所有的光芒都来自人的自我拯救。 叔本华说:“倘若一个人着眼于整体而非一己的命运,他的行为就会更像一个智者而非一个受难者了。”如此说来,《山河袈裟》里别样的阔大和雄浑,别样的痛和美,别样的敬畏,带给人的“发现”和“悟”,就绝不是用简单的慰藉来试图调整人的心态,而是想用认识的智慧调整我们看世界和看人生的总体眼光。两相对照也会发现,那些用所谓学识炮制“心灵鸡汤”来进行的所谓“启蒙”,其实是对写作伦理底线的冒犯,是对“读书人”称谓的羞辱。 《山河袈裟》里说:“人活一世,谁不是终日都在不甘心?谁不是终日怀揣着一点可怜的指望上下翻腾,最后再看着这点指望化为琐屑和齑粉?”他说:“在这世上走过一遭,反抗,唯有反抗二字,才能匹配最后的尊严。” 这或许来自作者对一切佛教教义的亲近,对苏曼殊、苏轼、李商隐的亲近,对古典诗词、传统戏曲的亲近,也或许来自一个行走者的自我之悟,来自一个写作者的性灵与智慧,一个生活在中国的读书人的无奈和无力,一个在写作和生活中徘徊的人内心认定的“苦与美”。 他曾在采访中说,作为一个楚人,他时常能感受到屈原和项羽就在身边。难怪他的文字间会有如此独特的、以悲悯和虚无为底色的审美格调;难怪他会捕捉失败者的慷慨、屈辱者的尊严;难怪他对人之常情的体悟,对日常审美的把握,交融着又古老又现代的道义和情感。他描写的天地和自我,苍凉又热血,偶尔还有豪侠之气闪现。也难怪他带有鲜明个人印记的文字,让人几乎是一见之下就欲罢不能——“如万马军中举头望月,如青冰上开牡丹”。(李敬泽语)“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最难” 读《山河袈裟》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美国作家、记者何伟的“中国三部曲”:《江城》《寻路中国》和《甲骨文》,还有写了更多国家、更多人的采访手记《奇石》。何伟曾在1996年到1998年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在四川涪陵的学校任教,接触了很多年轻人,也曾顺江而下,遍访长江沿岸,以此为基础写成了《江城》,讲述上世纪末他在四川的所见所感。后来的《寻路中国》,素材是他从2001年开始的七年自驾之旅,既写到了东海沿线的北方,也写到了东南部的工业小镇,写了沿途见过的人与事,重点则是写因汽车工业而发生深刻变革的中国乡村由农而商的过程。 读何伟的书,让人好奇的是来自异域文化的眼光如何打量中国,如何打量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变化,打量中国人;也会好奇在一个记者冷静的、调查性的文字中,他怎么在意识形态和人的价值中取舍,对中国的人与事会产生什么样的认知效果。他也写了很多中国普通人,写他们卑微的梦想,写他们膨胀的欲望,写他们面对外国人时的狡黠,写他们的失败和颓丧。所有这些,我们明明很熟悉,但又会产生一种“陌生化”的效果,读者会跟着何伟的笔获得一种抽离的眼光——尽管我们其实都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而因为陌生化的效果,因为来自文化差异和视角差异的巨大信息量,甚至因为文化隔膜而产生的误解和曲解,何伟的书带给人更多的知识性和见识性的收获。某一方面的眼界被打开之后,或许我们可以为自己置身其中的时代和中国,找到一副眼镜,借此对某些现象、某些人、时代的某些侧面产生新的看法,对自己的处境和问题产生更多元、更深刻的洞察。但其实,涉及到很多细节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在心里和何伟争辩——一切并不像他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也不像他观察得来的那么表面;中国的普通人更不像他认为的那样,仅仅是解读中国发展的标本,是看待中国模式的抽样。 或许,在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和中国人的问题上,一切外来的眼光和方法都只是参照,更重要的是来自我们自身的认知——“人”不只是手段,还是目的本身,因为只有自己的认知才带着历史的、文化的、生活的、情感的等等这些血肉相连的感受,才更有说服力。 如此说来,幸亏有《山河袈裟》,有更多描写记录现实和书写现实的中国文学,让我们得以在文化中、在人心中,发现人被时代碾压的真正痛楚,发现在中国活着的丰富性,找到自己认识自己的自信,找到彼此之间的深情。这种自信,是他在坟地里为没有名字的跛子兄弟写下的旷野祭文,只有狗能听到的祭文。这种自信,也是他在《穷亲戚》里,理解把鄂尔多斯想象成“诗和远方”的表妹,收留在假装瘫痪中寻找存在感的远亲表舅。这种自信,还是他在《看苹果的下午》中,体贴那个又有手艺又有坏名声的牛贩子,体贴他一路骗着少年讲《封神演义》,心里却在想着自己不久于人世的孤独…… 与寻路中国“不见”人不同,李修文的每一眼观察和打量,都交付心灵,都眼含热泪,都换位思考。而且,与很多人在文字中挖掘宏大意义时就忘了反省自我渺小不同,也与很多人拥抱自己、沉迷于自己的发现时就会有意无意地无视他人和人间不同,李修文时刻不忘用人间的光芒“照见”自我。或许这是他写作的最与众不同之处,也是最大价值所在。 这种“照见”,有点类似佛教中说的“照见五蕴皆空”的“照见”,是觉悟的智慧,是悲悯的智慧,是度与被度的智慧。这种“照见”有时候也像《圣经》中的神启之悟,类似台湾地区作家齐邦媛在《巨流河》里说的,“从一切虚空之中觉悟,方是智慧”。这种“照见”还像广博的阅读给人突然的启示和灵感,更像从别人身上猛然发现决定自己命运的密码。正因为时时处处有这种“照见”,使得《山河袈裟》带着一种神性的光芒,或者说是信仰的魔力。对文学而言,这魔力也并不易得。所谓“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最难”,并不只是帝王的理想,也是很多写作者的理想。 或许,我们此生的前途、痛苦、失误、爱恨、生死,以及来生的希望,我们的渺小和我们全部知识领域的狭隘,我们和自然世界、超自然世界之间令人生畏的关系,我们跟时代、环境、生活不眠不休的纠缠等等,全在我们知识领域的外缘而不是以内。我们总是找不到发现的笔直路径。而文学的使命不是用出人意料的思想来迷惑我们,而是使生存的某一瞬间成为永恒,并且使之变成难以承受的思念之痛——这是米兰·昆德拉对文学“不朽”的信念。失败之诗 然而,不朽和虚无,又几乎是折磨所有写作者的命题。才华横溢如济慈者,也是一边宣布“诗有无止境的威严,是支着自身公理的右臂,是半醒半睡的强权”,一边用墓志铭宣告,“名字写在水上”。 这不是写作者的自省那么简单,这几乎是文学的宿命。全世界的文学史都充满了这样的例证,如果某一刻文学站在世界的中心,成为世俗的成功者,那日后一定会承受加倍的冷落;而如果它自认为是弱者的声音,是失败者的声音,拿出自甘边缘的勇气,时间也一定会给予他无上的尊严。只是,写作者经常会面对现在和未来的取舍:真正的美和价值需要时间证明,那怎么去确认自己不被大浪淘沙呢? 显然,李修文一直有这样的焦虑,也一直在用不断地写作抵抗这种焦虑。我想,他之所以将写作视为自己的“袈裟”,或许也是这种焦虑的一部分。既想对写作交付全部的生命,又想借袈裟之“百衲福田”养孤独写作的浩然之气,或许也有以法衣隔绝世俗诱惑的个人意志。 很多写作者,毕生都在默默处理生活和写作的关系。他们面临的纠结,承受的挫败感,或许永远高于常人。与物质的生命相比,他们更不能忍受心灵的怠惰和情感的迟钝。但后者又远远不能让前者自足,尤其是由后者衍生出来的写作成就的不确定性,更加重了此生或许一事无成的焦虑感。鲁迅谈女性自我解放的时候,曾说“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对写作者而言,也是如此。 所以在《山河袈裟》里,李修文甚至直接以《失败之诗》为名,写古今中外文学中的失败之气,写这些写作者的失败者之歌。黄仲则、金斯伯格、郁达夫、辛波斯卡、博尔赫斯、辛弃疾、元稹、张籍、卢照邻、里尔克、布罗茨基……李修文几乎是用负气般的口吻,用气吞万里的架势,写这些他仰望的名字如何在诗中面对失败,倾吐失败,验证失败,最后,又分明超越了失败,战胜了失败。所以,与其说这是一首“失败之诗”,不如说是他面对写作的“献祭之诗”,是他对文学与美的“赤诚之歌”。 当一个作家超越文字的肉身抵达美,失败就变成了不朽。 不朽,或者绝望,也一定是李修文经常思考的话题。所以他才会如此迷恋死亡,如此沉迷于猜想终极结局。他的长篇小说《捆绑上天堂》《滴泪痣》,也都是在写生死绝境,写失败者的明天。他擅长营造“丧”到极致的氛围,也擅长突然在绝望的黑暗中点燃火把。读他的书,总是会被一种情绪淹没,想要逃离,又欲罢不能。就像面对无常之常,让人想要“火烧海棠树”,也想“枪挑紫金冠”。 《山河袈裟》的最后一篇叫《义结金兰记》,主人公是一只猴子。他是猴子世界里的宋公明,被人——一个傻子舍身相救,用爱“招安”之后,成了人间的“关二爷”,英雄一世、然诺千金。临死之前,他还要坐火车去傻子出车祸的地方。面对来送行的众人,猴子坐在座位上,“一似老僧禅定,一似山河入梦,一似世间所有的美德上都栽满了桃花”。这样的故事,这样的结局,似传奇,似梦幻,又似芸芸众生千辛万苦寻找的答案。 读李修文的书,我常想,如果读书真如老博尔赫斯所说:“每一本书,都在被每一个读者持续不断地更新着。”那参与更新《山河袈裟》的读者,会在文字本身的光芒和魔力的感召下,看到自我的更新。如果人类真如维柯在《新科学》中所说:敬畏感、虔敬感和宗教权威感的削弱意味着整个社会结构的死亡,并导致第二次野蛮。那《山河袈裟》这样的文字,至少可以帮助挽回一些野蛮后的尊严。它穿过生活的凄风苦雨和荣辱沉浮,传布活着和美的神谕。它也穿过那些因知识增加而增加的忧伤,传布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庄严与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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