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将针对关于我国人口结构现状与趋势的担忧进行分析，并希望能看清其中合理的担忧，同时分辨出部分旨在混淆事实概念以达到某种目的所谓理论。中国人口有明显特征，各地区、各阶层高低生育率截然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任何用统计数字来对中国人口进行分析的方法与解读，显然有必要意识到中国是第一人口大国的事实，而对研究者更具挑战性的则是，我国幅员广大，社会阶层区隔扩大的特性。单个统计数字，如果不分地区，不考虑巨大的迁徙因素，往往难以让人了解数字之后的含义。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其结果之一就是带来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迁徙运动。这一迁徙过程有其显著特色，即输出地流失的大都是青壮劳动力及相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而对于接受地而言，由于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及各种文化社会因素，大部分进入人口与本地人口仍然存在较大区别，无法做到教育、就业与文化等方面在短期内达到同等水平，移民主导的城市如深圳等城市在早期发展过程中作为特例除外。这就形成了独特的多元文化与社会，在生育选择，孩子就学抚养，乃至消费，都可以得到显示。
从总合生育率来看，有统计结果（1）显示，在江苏、浙江两个经济发达省份这一指标已下降到将近1％，也就是说独生政策已达到目的。甚至有抽样调查显示即使放弃独生政策，大多数夫妇也不会考虑生二胎。但发达地区情况也不尽相同，由于传统多子文化影响浓厚，在浙江温州、闽北、广东潮汕等地区、虽然经济发达，生育意愿较其他地区为高，一胎以上才是常态现象。
如果在经济欠发达省份，同样的问题答案就非常不同。根据笔者走访询问的样本，以河南省为例，城市人口每对夫妇大致生二胎，而农村夫妇差不多会生两到三胎之间，视前两胎是否有男孩而定（这数字与以下引用的统计数字有相当差异）。笔者在本系列专栏文章中的第一篇，提出一个将人口生育情况分为A、B组高低不同生育率的假设案例，就是起源于这一观察，得出的结论是，未来高生育率地区将占据生育的主导地位。地域、社会阶层的严重差异，使得传统意义下的人口结构影响，在当代需要进行非常规的重新思考，以平均数衡量、以一刀切的方法对待人口有可能离事实很远，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前述引用的国家统计局与夏威夷大学东西中心合作对中国人口生育率的研究结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地域差异和农民工搬迁对生育率带来的影响。
在“Fertility estimates for provinces of China, 1975-2000”一文（2）中，我们看到全国各地的生育率在此25年中都大幅下降，但差异仍然不小。举例来说，至2000年，贵州的生育率仍有2.4, 云南2，四川重庆1.44, 广西1.75，河南1.6, 浙江1.32, 而江苏仅1.11. 在另一论文“Effects of Population policy and economic reform on the trend in fertil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1975-2005”（3）, 作者用多元方法分析了广东省30年来的生育率变化趋势与年龄段、结婚率、城镇差别、教育程度与职业，及是否搬迁移民之间的因果关系。其结果显示，人口政策的明显效应，同时也确定经济发展带来城市化，教育程度，移民状态的影响和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生育率变化。
论文特别分析了外省移民对广东人口生育率的贡献，明确指出外来人口的生育率高于当地人口的生育率。鉴于这方面的详细数据一直比较缺乏，希望有人口学者以此为课题，或许可以弥补人口普查所漏掉的数字。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彻底放开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低下者影响不大，但对于生育意愿持续高涨者无疑是强大的刺激。在我国，主要集中在部分低收入阶层、部分高收入阶层，对中产阶层影响不大。
上篇所用的中国人口数据仅为全国平均数，难以估测人口结构的具体情况。如果细分为各省市，加上各地农民工的估计，我们能得到的结构数据将会大不一样。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和人口学者蔡泳（4）的分析，我国人口有“空心化”的趋势，即内陆省份常住人口减少，而北上广及几个发达省份的人口增长增长，且绝大多数来自外省移民。所述数据显示，2000－2010年北京人口增长幅度为41.9％，其中95％来自净迁入。可以大致估计，迁入的人口大多是青壮年，这将直接改变北京市的人口结构，进而影响到抚养比。
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静态模型：假定除去迁入人口的人群中15到59岁占69%，迁入人口的人群15岁到59岁占了90％，那末合起来的人口15岁到59岁比例会上升到75%，抚养比达到0.33。我们不知道迁入人口的统计是怎样考虑农民工的不同情况，但可以肯定，一旦农民工全数计入，抚养比还会大幅下降。
所谓抚养比，指的是人口中处于供养年龄的非劳动人口(一般指15岁以下和64岁以上)的人口与处于“经济活动”年龄的劳动人口(15到64岁之间)之比。通常而言，处于供养年龄的人口越少分子越小，处于经济年龄的人口越多，分母越大，扶养比低则人口红利较为明显。有数据显示，目前日本、韩国抚养比达到55％左右，而中国、印度为40％左右，增加劳动效率、增加居民财富、以劳动效率释放人口二次红利成为当务之急。
作为人口迁入地的地区与城市，其人口扶养比通常会下降，延续人口红利，而人口大规模迁出地区，将面临养老困扰。中国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就是如此，享受了人口迁入的红利。但是，迁入人口的教育结构与就业能力决定了迁入地的实际红利，经济发达地区的财富积聚是解决养老难题的根本，而人口迁出地通常出生率较高，容易进入人口高生育循环。
由于北京集中资源、人口流入意愿强，情况特殊，我们以浙江的情况反映人口流入省份的一般情况。统计显示，同期浙江人口增幅为16.4％，其中72％来自净迁入。这一数据对整个抚养比的影响没有像北京那样显著，但我们注意到浙江对于各种形式的迁入统计不如北京详尽。一旦加上各种形式的农民工，对于调整后的抚养比也会起到大作用。
抚养比的变化直接关联我们对于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的应对。中国境内面临世界上最大的迁移潮，绝不能在考虑人口问题时忽略人口迁移因素。
在人口输出省份，由于青壮年人口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孩童，养老问题将更加严峻。根据河南省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该省每8人中就有一名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在欠发达地区，需要的恰恰是人员、亲情。如果放开生育，仍然无法解决当地的养老难题，可以预期出生增加的人口一到成年就会相当部分移民沿海地区，当地人口总量居高不下、老年人口增加，反而会陷入人口恶性循环：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出生率高，通过移民抬高全国人口水位，而欠发达地区因为养老难形成人口出生激励。办法并不是全面放开生育，而是发展当地经济，让经济与人口协调增长。
随着社会发展，医疗条件提高，老龄化社会的需求也在变化。发达地区养老的主要开销是医疗费用，增加青壮年人口并不是主要帮助，反而会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增加就业困难。当欠发达地区流入发达地区的人口，不会帮助家乡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难，无法提供家乡老人需要的亲情，同时，对发达地区节节上升的医疗费用也不会有突破性的帮助。由此可见，中国地域不均衡，通过提高出生率来解决老龄化的手段是危险的，不能以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的情况来作简单比较。
实施合理有效、切实可行的生育政策需要各方多年的经验教训与分析。目前人口学界主流的担心是一但放开计划生育，是否会引起出生率剧烈反弹。我们所需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判断近年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计生政策的效果，还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效应？发达省份的统计似乎在说明，随着经济上升人口出生率在下降，但某些高收入人群与某些发达地区的强烈生育意愿，对经济上升人口出生率下降提出了有力的反证。以部分低生育地区的生育率、以及可疑的平均数误导，以至不少学者提议开放或有限开放生育。
以上针对不同地域人口生育率、抚养比的讨论，应该有利于提醒以下事实：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各阶层的差异使得我们必须以多重角度对待人口结构。上述关于地域差别的讨论还仅仅是冰山一角。任何以日本，韩国，新加坡，或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过去经验来推测中国大陆的人口发展及政策建议，都必须受到严重质疑。甚至以未达到的能源利用率来衡量目前能承受的人口数量，过于乐观。目前大规模放松生育政策，是不审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