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召开的广东省两会上，“幸福广东”成为热议的话题，而参与治堵方案大讨论的成千上万广州市民，已率先感受到，什么才是真切的“幸福”。
刚刚公布的《广州中心城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方案》，终于顺应了公众强烈的要求，加入“限制公车”的条款。
与此同时，“首堵”北京正在通过摇号发放车牌，中签率只有大约十分之一。北京的私家车车主和准车主们，不得不同时承受交通拥挤不堪、车辆尾号限行与摇号限牌购车的三重压力。
民意促治堵方案“变脸”
2010年底，亚运会及亚残运会期间长达40多天的临时限行管理措施结束后，广州市区频频上演“报复式”的交通大拥堵，强力治堵势在必行。一时间，外界风传广州市政府将限制私家车上牌。
2011年1月7日、8日两天，广州市政府邀请了30位国内外一流交通专家，包括4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4位外籍权威人士，实地考察广州中心城区交通状况，并就广州治堵思路展开研讨。
其后，共有30条措施的《亚运后广州中心城区缓解交通拥堵方案》出炉，并向社会各界广泛征询意见。这30条治堵措施中，有不少限制性条款，如禁止非本市籍机动车在市区行驶，推行停车场差别收费、提高停车费用等等。
这份《专家讨论稿》引发广州民间舆论空前关注，当地的报纸、电视、电台等各大媒体纷纷推出大幅专版或开通热线供公众互动讨论，各大网站包括政府部门的网站，也成了大家表达心声的“大通道”。与政府原先限制私家车治堵思路不同的是，市民们普遍将矛头直接指向公务用车。
2011年1月20日，广东省两会的各界别政协委员座谈会上，省政协委员李建浔率先“发难”：“广州堵车，固然是因为私家车很多，但老百姓有车是财富的象征，是幸福指数的具体表现，无可厚非。”她说，别忘了各单位大量公务车也是造成交通拥堵的“主力”，一个官员领导配有公务专车，通常是其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这就很值得商榷了。
对此，在场的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当即表态，现在北京市民买车要排队，但广东不会，建设“幸福广东”，也包括确保老百姓拥有私家车的权利，而公务车一定要限制。
据称，此前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在省纪委全会上特别强调，要整顿和改对公务车的使用，现在公务车太多太滥，过去副省长以上才配有专车，厅级干部都没有车，如今地方上一个股长都配有专车，有的官员退休后，还照样使用公车。
与此同时，广州市民纷纷通过网络及媒体表达意见，反对“收费治堵”，呼吁广州治堵不能以牺牲“幸福感”为代价。
3天后，即1月23日，广州市交通委员会关于治堵的《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公布。外界注意到，与此前的《专家讨论稿》相比，新版“治堵”措施内容上有多项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公务车的管理”，同时还删除了“研究推行禁止非本市籍机动车在市区行驶的措施”等条款。
在颇受争议的开征“交通拥堵费”动议上，《征求意见稿》中表示，要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择机实施”。
是“问责政府”还是“广开言路”？
广东省政协委员韩志鹏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征求意见稿》体现了广州市政府尊重民意的传统，但很显然治堵措施力度偏弱，不能体现“组合拳”的强大效应。
一直坚持应开征“交通拥堵费”的韩志鹏认为，按照当前的汽车保有量发展趋势，不出两三年，广州就有可能面临与北京同样的选择，即先限行，再限制上牌。
韩志鹏还注意到，广州已修订出台了《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但此次广州治堵，至今并没有进入广州人大常委会的议事与决策程序。
“政府的决策必须在尊重民意与科学有效之间寻求平衡。”韩说。
广州市政府研究室工交处处长陈江正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近几年来，广州市政府面对重大事项，尤其是涉及民生问题的决策时，都会比较慎重，也在积极寻求建立一套合理的规章制度，以规范政府的行为，最早的时候主要是召开一些价格听证会，现在更多方面都有依靠民主、科学决策的明显趋势。
陈江正参与了此次广州治堵的政策研究。据他观察，上述趋势是由政府与市民共同营造出来的，不少广州人的“公民意识”相当强，政府官员也有一定“平民意识”，因此市民愿意“参政问政”，政府也“乐见其成”。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郭巍青教授表示，上述《征求意见稿》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官方主动触及庞大官员群体的自身利益。他认为，这是当下地方政府治理面临民意“自下而上”的挑战时一种适当的反应。
郭巍青希望，地方政府不仅仅要针对特定话题开放民意渠道，也要针对一般性民生问题，建立一个与公众互动沟通的长期通道与平台。
“最重要的是‘问题应由谁来提出’？公众本身需要有一个表达诉求的出口，而不是等出现很大的麻烦和困难之后，再由领导人决定‘广开言路’。”郭巍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