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华斐
幸福的基金公司多有相似，不幸却各有不同。这一道理在34家合资基金公司中同样有效。
内资基金公司有的烦恼，他们一样不少：监管压力下要做好风控，业绩要求做好投研，人才流动要求做好激励，舆论压力要求重视品牌……
但它们的烦恼却不止这些，外资股东对中方文化的适应，双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中国市场独有的一些东西，遵守还是抗拒？由此引发的股东更换、股权争斗等各方问题，都是摆在他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8年后合资公司家数过半
随着2010年6月意大利忠利集团受让国泰基金30%的股权以及7月纽银梅隆西部基金获批成立，国内合资基金公司的数量上升至35家，超过61家基金公司总量的半数以上。
此时距离2002年6月4日，中国证监会颁发《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并于当年7月1日正式实施已过了8年。
外资如此热衷参股中国内地的基金公司，主要看中中国内地资产管理行业的前景和空间。与境外成熟市场相比，内地资本市场以及资产管理市场都远不发达，但人口和财富规模优势使资产管理行业的前景不可估量。在《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接触到的外方机构中，许多人称这个市场为“发展最快，全球最大的财富管理市场”。
经过8年的成长，许多合资基金公司规模得到增长。譬如，目前最大的合资基金公司嘉实基金，上海地区规模第二、第三的基金公司交银施罗德、上投摩根，银行系基金中的工银瑞信等。有些合资基金公司近年来的表现也毫不逊色，譬如刚成立不久的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在今年的市场中成为一匹“黑马”。
它们和内资基金公司的差异表现在细节上。比如上班时，嘉实基金的基金经理可能更加西装革履，而华夏基金的则往往选择T恤、夹克。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外资股东给合资基金提供的支撑，比如对海外市场和产品创新更敏锐的嗅觉和更扎实的根基，又如银行系基金“背靠”的更强大的渠道资源。
“自诞生之日起，合资公司在非政策主导的产品创新和推广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分级基金的设计，QDII基金的发行等。”一位合资公司产品设计部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国内许多新产品都是学习国外的经验而来，合资公司对它们的接受度和掌握速度要比内资的基金快。”
合资的烦恼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得比较好的合资基金公司，一般都是公司管理层在公司的发展中思路较为清晰的。这背后，也需中外股东在公司业务层面达成共识。
最常见的管理方式是中方或者外方中的一方对公司管理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如嘉实基金、招商基金、富国基金等公司，如果不是查阅公司的股东资料，你可能感觉不到它们是合资基金公司。在它们的运作中，中方股东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外方股东更多的起到帮助作用。又如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强势的外资股东与相对弱势的中资股东之间合作较为融洽。
但不同股东间的利益之争在内资公司中也同样存在，其解决之道在于一个强势的管理团队。譬如，尽管业内此前曾有华夏基金部分股权将转让给外资股东的说法，但由于范勇宏个人的管理能力，在当时说法盛行之时也很少有人认为，这会对华夏基金公司管理层和公司发展方向上产生什么影响。
除了股东之间的利益追求不同外，外资股东在中国市场上遇到的文化磨合问题，可能更加困扰着每一个市场新进者。
譬如，在QDII基金的投资理念上，一些担任基金公司海外投资顾问的外方股东就和中方的基金经理各不相同。比如，国外的机构投资者在资产管理上重视选股和配置，选时只占其次；而国内机构则更习惯于做波段。这使得QDII出海亏损之时，两者相互指责的情况时有出现。
今日“手足” 他日对手？
更远的担忧则来自将来市场放开之后有可能出现的竞争或者业务整合。业内专家认为，合资基金公司诞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是，中国内地资本市场对外资资产管理公司没有完全开放，使得外资机构不得不借道合资基金公司曲线进入内地市场。而一旦金融市场开放，外资资产管理机构全面进入中国内地基金零售市场，合资基金公司很可能将面临与自己的外资股东发生“圈地竞赛”，这种正面的竞争关系将对合资公司未来的发展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很可能出现外资独资的基金公司，或者是合资公司中的外资退出自立门户。”一位业内专家表示。
而这种在细分领域的竞争其实已经悄悄展开。据记者了解，上投摩根的股东摩根富林明基金公司已经和工商银行等内地商业银行合作开发了银行系QDII产品。虽然摩根富林明只是作为工行的合作伙伴，但在同一个细分领域，该产品已与上投摩根旗下的QDII产品形成了某种竞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