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两会”上，政府财政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过去，各级政府很多靠卖土地“为生”，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国土使用权出让收入29109.94亿元，完成预算的213.2%。以至于新华社曾播发文章三问土地出让金大涨：土地出让金缘何能在“最严调控年”里创下新高?巨额的“卖地”进账如何使用?地方的“土地财政依赖症”是否会进一步加剧?而今年的财政预算给出的答案是：2011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算为19753.41亿元，较去年实际完成金额减少了约1/3。这也显示，土地财政已经难以为继。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保障房建设任务空前加重的背景下，在“后土地”时代，习惯于大手大脚花钱的地方政府如何生存?
当然，通过加大税费增收，多拔点鹅毛是最简单的办法，但问题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像房产税只是刚起步，按目前的方案，根本挑不了大梁。在“两会”上，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提出了一个解决思路。他认为，可以学习某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金融机构三方的力量组合起来，组建公用事业投资基金，由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作为发起人，投入适当财政资金作为种子基金，然后吸引金融机构、社保基金，以及其他机构投资者参加;同时，由投资基金发行公用事业发展债券，以基金债券的形式向社会上、民间募集资金，从事公用事业的建设。
用小投入撬动大资金，在我们看来，厉以宁的看法还是颇具建设性的。而且，思路可以更大一些，可以将各种政府资金投入到公共投资基金中，形成一系列公共投资基金蓄水池。如此一来，好处不少。
首先是能够避免财政收入马上花掉，约束政府开支。通过规定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一部分投入到基金中，可以起到“零存整取”的作用;同时，尽管要靠政府资金启动，但基金的运营是必须遵循市场机制的，否则，投资人不会放心入股。而市场机制则能够有效约束政府行为，避免出现前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所担心的“政府花钱不打招呼”的现象。
其次，可以帮助政府获得更长久、更稳定的财源。过去，土地财政、地方投融资平台担负了这一角色。即使不被清理，其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的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银行贷款期限一般较短，不能满足平台投资周期长的需要;此外，银行贷款需要抵押，而平台的资产基本上已先行抵押给了银行，很难有新的资产用于抵押，只好借新债还旧债，甚至利用行政权力强行要求银行放贷，引发无数后患。而公共投资基金可以是中长期投资，如果收益理想，还会得到追加投资，债券发行也会良性循环;同时，这种权益性投资无需担保，只要政府能够保持良好信用，融资瓶颈有望获得更好的突破。
第三，有利于国内金融市场的扩容。今年以来，针对“缺血”的资本市场，监管层不是一直在呼吁债市扩容、允许更多资本进入证券市场吗?在A股表现令人“伤心”的情况下，投资者必须要有更多、更具备投资价值的工具。像公共投资基金这样有稳定的投资标的，还能得到政府背书的工具相信会受到投资者的欢迎。
第四，有助于吸引社会资金。民间资金一直抱怨政府不放开一些有稳定回报的城市投资项目，国务院虽有文件支持，但由于各种瓶颈的存在，庞大的民间资金始终徘徊在大门之外。尽管广东等地制定了措施放开限制，但社会资金采用什么样的模式进入?迄今尚未见到有代表性的做法。如果通过设立公共投资基金的办法，则一方面能够开启社会资金的进入通道，另一方面还能够让政府实施有效控制，实现宏观调控意图。
当然，厉以宁的建议根本上还是出于帮助政府扩大财源、提高资金使用收益的考虑。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改善财政资金投资效益，获得稳定收入，长远来看能在将来的发债中赢得有利地位。因为中央考虑各地发债规模的时候，会重点考虑当地的收入偿还能力;实际上，市场是否买账，看的也是这一点。目前，有的地方如天津已经开始了行动，准备组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股权基金，由政府投入首期资金以吸引外部社会资金进行商业化运营。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从政府角度看，经济转型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财政的转型。如果能以政府资金为支点，设立多种公共投资基金，以市场化手段获得更有效率的投资，这对于地方政府从“土地财政”转型，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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