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Greenwood 景顺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上周五(8月5日)标普将美国国债的长期评级从AAA下调至AA+，基于两个理由
首先，美国政府未能承诺在长期稳定其债务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标普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所达成的减赤协议不足以稳定政府的中期债务问题”。也即，国会提出的在到2021年前的未来10年削减2.4万亿(或者是2.1万亿)美元的支出并不足以降低债务比例继续恶化的风险。
第二，过去几周，两党在最后时刻方达成协议提高债务上限的政治博弈过程转令人对未来美国财政整固的能力感到悲观。正如标普指出的，“未来短期内的进展，包括公共支出的增长，特别是政府补贴或者是提高财政收入的协议，将低于我们原先的预期，并且仍将是充满争议和不确定的过程”。过去几个月的政治游戏使得“美国的治理和政策制定的…稳定性、有效性和可预测性都受到了损害”。
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历史意义重大的事件，我们来回顾一些历史。作为二战的产物，钉住美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的65年中，发生了上百次衰退和个别经济体、货币或国家的严重危机。这些严重的危机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几乎每次危机的原因都可归结为危机前，私人部门的信贷或公共部门债务的过度扩张。这些案例往往——当然也不总是——伴随着货币量的快速增长，并因而导致通胀。
政客和中央银行家的解决方法要么是通过促进消费来摆脱衰退，要么是通过货币贬值重获出口竞争力和增长。多数情况下，这些方法通过救赎机制只是把私人部门的“痛苦”——过度借贷和过度消费的银行或公司或居民——转移到了政府。其结果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国家的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债务占比不断升高。以美国为例，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债务占比的合计从20世纪50末的约140%慢慢升至1980年的160%，然后在接下来的三十年快速上升到2009年的379%。欧洲的许多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自2008年-2009年的信贷危机以来，美国私人部门一直在经历去杠杆化，但效果被联邦政府为了财政刺激而融资的杠杆化所抵消。自2009年初的衰退以来，美国居民负债从GDP的98%下降到88%，金融部门负债则从121%下降到94%。公司部门负债基本不变，保持为GDP的49%。然而与此同时，巨额的政府债务在已有的私人部门债务的基础上堆积起来，达到GDP的80%。结果就是非金融部门债务实际上并没有下降，而是维持在约242%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