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声望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
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
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
我愿在单调的海洋上终生摸索漂泊。
……"这是诗人食指40多年前所写诗歌《命运》的开篇。回顾中国公募基金行业创始元老及明星基金经理们的人生际遇，这首诗可谓是饱经风霜后的心灵写照。."要么像孙延群因过度劳累而死亡，要么像李旭利被监禁陷入牢狱之灾，要么被迫退出。"谈及公募从业者的职业命运，这句话几乎成了基金人最常用的调侃之语。虽然有失偏颇，却是真实的悲叹。
公募基金行业发展15年来，有一个难以言说的痛：一个以专业人才为核心的行业，资本却掌控着绝对话语权，在牌照垄断、个人持股被限制、组织形式单一的体制下，人和规则以及资本的较量，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最近五年，公募基金业出现了发展停滞的迹象，此前10多年累积的弊病终于成为紧勒在行业脖颈上的枷锁。据《投资者报》记者统计，2008年以前成立的60家基金公司，已有近八成创业老总离职，其中又有超过八成的离职老总干脆退出了公募行业。
熊双文、员瑞恒、王宏远、王贵文、唐建、吕俊、江晖、李旭利、韩方河、莫泰山、王亚伟、肖风、范勇宏……这些公募基金业的创业元老，如今都消逝在了公募行业的第一线。且不论身陷囹圄的和病痛退场的，即便是赚了"声望"后转投私募的，和退居幕后当起了指挥的，离场的背后总是悲情的。
到了最近一年，第一批创业者中最成功、坚守时间最长的肖风、范勇宏也相继离去，其中的无奈再一次把行业治理规则的咄咄逼人和以资本代替人的沉疴置于聚光灯前。
被资本吞噬的范氏样本
从公募老大的掌舵人变成基金业协会的副会长，范勇宏没有上任领导岗位的喜悦，更多的是尴尬
7月4日，申城大地刚刚步出梅雨季节。浦东新区芳甸路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16层，长安基金公司进门处的电子屏幕上亮晃晃地打着一行大字："热烈欢迎范勇宏副会长一行莅临指导！"如今身为基金业协会9个兼职副会长之一的范勇宏告诉记者，此前一天，他还在香港。之所以次日会抵达上海，据长安基金的高层人士透露，主要是受私交甚好的长安基金董事长万跃楠的邀请。
但二人见面，角色已不再是昔日同行，那一行官味浓郁的"莅临指导"的大字，赤裸裸地将范勇宏这位曾掌舵数千亿元资产的前华夏基金总经理被迫走向虚职的残酷倾泻出来。"今年公募基金行业大事在北京"。行走在上海、广深地区的基金圈，时而有人会冷不丁地冒出这么一句，所谓的"大事"指的便是范勇宏卸任华夏基金公司总经理。
5月8日，华夏基金公司召开新一届董事会，会场气氛尴尬。董事会成员除了董事长王东明，副董事长范勇宏外，其余7名均是新面孔。这些新面孔要么来自华夏基金公司大股东中信证券，要么由中信证券"钦点"，包括独立董事。
而老一届的董事会成员，包括担任华夏基金公司独立董事11年之久的王连洲、龙涛、涂建则全部清退，范勇宏早在2001年就搭建的在屡次股权结构变化中都有惊无险的独立董事制度，正式宣告瓦解。
需要注意的是，2008年中信证券控股的中信基金公司与华夏基金公司合并后，中信基金公司的高层没有一位能进入华夏董事会或核心管理团队，这是范勇宏团队对绝对领导地位的体现，然而，在今年新一届董事会成员中，原中信基金公司董事长贾建平成为独立董事。
"范勇宏一手缔造的华夏，最后被一个小公司吞掉。"看到董事会的名单，前五大基金公司的一位高管对《投资者报》记者唏嘘不已。
这个被称为"小公司"的中信基金公司，在与华夏合并之时，资产规模仅有200亿元左右，而华夏的资产规模约在2500亿元左右。两公司合并后，范勇宏拒绝了该公司原有高层进入华夏管理层。
"但最终，是资本逼老范就范了。"这位高管说。
"新董事会成员的名单事先是不知道的，直到大股东中信证券定了以后才通知华夏高层。"华夏基金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独立董事告诉本报记者。
该独立董事透露："对董事会成员提名，原本有两条规定，即由独立董事或股东方提名，但这次，中信证券没有让独立董事参与，而是均由自己提名。""一个时代已经过去。"华夏基金公司一位工作近十年的员工如此吐槽说。正是在这次董事会上，范勇宏正式提出辞去总经理职务。
毫无疑问，范勇宏、肖风分别缔造了华夏、博时的历史，莫泰山改变了交银施罗德的命运，但这些缔造了历史的人，却主宰不了自己的职业生命。
十几载心血一朝空
基金行业是个人才至重的领地，本不需要多高的资本投入。但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稳定投研管理团队这条漫长的道路上，一朝遭遇股东资本的强势，十几年心血便顿付东流
"资本强势，直接结果是使公司治理出现问题，常见的就是股东越权干涉经营和股东派人控制公司。"一家注册地在上海的基金公司高管说。
给华夏基金公司从治理结构上搭建一条持续成长的路，范勇宏创业早期就在构架，虽然效果显著，但最终"被"败了。
1997年底，原华夏证券董事长邵淳找到当时在华夏证券如日中天的范勇宏，命其筹备华夏基金公司并担任总经理。此时，国家基金试点办法刚刚公布。
起初，范勇宏并不明白领导为什么派自己担任这个角色，因为当时华夏证券想去基金公司当总经理的人很多，而且职位高出范勇宏的很多，比如现任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时任华夏证券副总裁的林义相。
"之所以选择我，是认为基金公司将来可能会管理很多钱，需要稳健经营，不能胆子太大，可能认为我是这种人的缘故。"在华夏基金公司成立12周年时出版的《无悔的岁月》纪念文章中，范勇宏这样说道。
就这样，范勇宏等第一批公募基金行业的创业者踏上了创业般的公募试点之路。
1998年4月9日，一个普普通通的星期四，在租来的北京寿松饭店一个面积只有500多平方米的简朴空间里，华夏基金公司诞生了。回忆起当年，范勇宏说，连个简单的成立仪式也没有。
就是在这种清简至极的环境里，范勇宏、王亚伟、江晖、戴勇毅、郭树强、林浩、滕天鸣、张后奇、王宁、闫威、程乃愚、辛洁等10多位后来成为公募行业尽人皆知的领军人物的年轻人一起扛起了华夏基金的大旗。此时的范勇宏34岁，王亚伟仅有27岁。
作为掌舵人，范勇宏深知"稳健经营"的重要性，为此，从华夏发展初期，他就在这四个字上做足了工夫，尤其在基金存在的核心--业绩，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上，范最为关切。
本来，股权频频变更，管理层随之地震，是公募基金业通常难以避免的顽疾，但早期的华夏基金是个例外。
华夏基金股权转让之频繁不亚于任何一个公司，但范勇宏领导的管理团队异常稳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为让股权分散，保证了管理层在公司经营上的话语权。
林义相曾称，筹建华夏基金时，华夏证券拒绝了67%的绝对控股，而与北京证券、中国科技国际信托分别以55%、35%和10%的比例持股，目的就是避免一家独大。
基金公司成立不到两年后，股权再一次分散，股东由原来的3家变更为华夏证券、北京证券、中国科技国际信托、西南证券、华泰证券、兴业证券6家，持股最多的华夏证券的持股比例降至30%。
事实上，在公募基金行业发展之初，包括国泰、博时、长盛、嘉实等基金公司均刻意分散股权，避免被某一个股东把持。
"因为此时公募基金行业的盈利价值还没凸显出来，加之股东股权比较分散，所以基金公司管理层的经营权限能得到极大尊重。"王连洲说。
他还向《投资者报》记者透露，当时的华夏基金股东至少要把20%的利润拿出来给管理层用于公司发展，但现在利润几乎尽数被股东拿走。
并非管理层权利越大越好，公募基金行业也出现过管理层权限太大而损害持有人利益的事情，最典型的例子是原华安基金公司总经理韩方河因在股权转让中收受贿赂，并利用公司巨额资金帮人高位接盘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所以一个恰到好处的制衡，就显得尤为重要。范勇宏深知其中的要害。
2001年，证监会发布《关于完善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人选的通知》，要求在基金公司法人治理上引入独立董事制度，范趁此机会引入由王连洲、龙涛、涂建、鲁明泓、刘芳勤组成的5人"独立董事团"，在总共10人的董事会成员中占到一半。正是趁热打铁地落实了独立董事制度，才制衡了资方的权利，既保证了管理层在董事会的话语权，又避免沦为股东方一味求规模和利润的工具，稳定的管理团队最终保证了持有人的利益。
但世事难料。
在2004年开始的券商综合治理中，华夏基金大股东华夏证券理财巨亏，濒临破产，中信证券遂与北京市政府、中国建银投资有限公司合作，着手重组华夏证券。2007年，北京市国资委宣布放弃外资高价竞购，将所持有的40.725%的华夏基金股权低价转让给中信证券。
据当时媒体报道，之所以北京市政府选择低价转让给中信证券，是因为中信证券答应将公司注册地由深圳迁回北京。
不仅如此，在2006年到2007年，中信证券先后几次总共掏了9.4亿元，把散落在其他股东手里的华夏基金股权也一并快速收入囊中，至2007年底，中信证券已是100%控股华夏基金。这使华夏基金在创始期就竭力回避的"一家独大"的治理结构转瞬成空，而导致这些变故发生的外力因素都是范勇宏难以控制的。
为达到监管层关于基金公司持股比例的要求，中信证券挂牌转让华夏基金51%的股权，并在2011年底完成。今年5月，中信证券彻底更换董事会成员，范勇宏失去了执掌近15年的华夏基金。
"其实公司不是家"
看上去，基金经理已经拥有高薪，再施以股权激励不免有"过分激励"之嫌。对范勇宏们来说，失落的其实不是股权价值的落空，而是错把公司当了家
"十二年，作为公司的带头人，我和同事们把公司当做自己的家（其实，公司不是家），努力工作，任劳任怨，忍辱负重。但后来发现，其实公司不是家。"2010年4月9日，远在美国沃顿商学院考察学习的范勇宏回味起自己和同事为华夏基金这12年来付出的苦心，写下了这段伤情不已的文字，括号里"其实，公司不是家"把范勇宏内心的那点痛暴露无遗。因为此时，大股东中信证券转让华夏基金股权的行动正在神秘进行。
自掌舵华夏后，范勇宏曾先后近10次赴美学习考察美国的资产管理公司和基金市场。
范勇宏艳羡于惠灵顿（Wellington）资产管理公司由94位现职核心员工作为合伙人拥有公司；艳羡于Capital有450名员工持有股份，其中持股较多的80名员工属于非常核心的人员，当公司准备将股份出售给核心员工时，甚至会贷款给他们；更艳羡于美国第四大市值的上市资产管理公司T.Rowe Price重视员工持股的全面参与，规定任一员工包括高级管理层持股不超过3%，以范勇宏为代表的一代公募基金的领军人物点燃了在中国让核心员工持股的梦想。
"美国资产管理行业所普遍采用的员工持股通过激励相容制度安排，使得股东、管理层、员工乃至基金持有人之间保持了高度的利益一致性，更好地解决了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管理层和员工之间，以及基金持有人和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相较于此前只有股东和管理层相制衡的股权分散策略，和以独立董事制度对公司经营层进行监督的"隔靴搔痒"，美国同行的模式正是范勇宏所追求的，也是肖风、莫泰山等无数职业经理人所追求的。
然而，在公募基金业发展的这15年里，股权激励一直是个甚为敏感的话题。
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王连洲透露，2006年以后，范勇宏就一直在争取股权激励，"其实也不高，就5%至10%，不会因此改变股权结构。"但就是这5%股权激励的底线，也被股东方回绝了。按道理，如果为了维持华夏基金管理层的稳定，中信证券在转让华夏基金股权时，完全有机会拿出5%给公司核心员工，而实际上，就连华夏基金的管理层也不知道股权要转让给谁。
"这些做法完全没有顾及范勇宏等华夏管理层的感受。"王连洲说。
正像范勇宏所感叹的，"其实公司不是家"。肖风也说过："公募基金目前的制度设计，确实很难跟基金经理们说'这是你一辈子的事业'。"这是整个行业人员流动太快乃至流失的主要原因，包括江晖、王贵文、李旭利、张翎等原公募基金经理都曾谈到，去创办私募公司最重要的理由就是--那是在干属于自己的事业。
即使很多人在私募这片不成熟乃至有些躁动的新土地上输掉了昔日声名，甚至于晚节不保，但仍旧有很多自信的公募人甘愿冒险，挂冠辞去。
莫氏榜样几人能寻
对动辄掌管上亿元资产的基金经理来说，有时候，他们要面对的问题不是市场风险，不是把握上市公司的发展脉络，而是基金业的公司治理风险，继而规划自己的命运成长轨迹
今年7月，苦心经营14年的肖风在去年卸任博时总经理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才刚刚起步的领域：保险资管。
"一声叹息！中国基金业的创业企业家们竟然以这样的方式落寞而去。我们必须真实地告诉投资人：中国基金业公司治理的风险甚至比市场风险更大。"肖风离职时，参与了华夏基金筹集的副总经理张后奇大为感慨。
而有着证监会背景的莫泰山对行业乃至自己命运的把握就更为老练，他的两次转型均在行业发展的重要节点，而其离职也被认为堪富"标签意义"。
莫泰山曾任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处长等职，2005年进入公募基金行业，参与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的筹建，开始任副总经理，2008年起正式担任总经理。
莫泰山入职时的公募基金业，已经摆脱了"基金黑幕"的阴影，更重要的是，2005年正是公募基金高速发展的前夜。Wind数据显示，这一年，公募行业资产总规模只有4700亿元，而到了莫泰山离职的前一年，即2009年末，行业资产总规模达到了2.7万亿元，增长了6倍。虽然此后的两年里，公募基金产品发行以每年接近200只的速度上涨，但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总资产规模只剩2.2万亿元，公募基金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瓶颈。
2010年9月，莫泰山离开公募基金行业奔向日渐成熟并在资产管理行业有一席之地的阳光私募，成为上海重阳投资的合伙人，并担任总裁。目前正在修订的《基金法》明确指出，把私募基金纳入监管。这意味着，这个曾经游离在正规监管之外的机构群体被正式接纳认可。
一个监管者，在公募基金行业大发展的前夕下海实战，在空前的瓶颈期离开，又进入另一个正在崛起的领域。与其说这是命运垂青赐予的巧合，不如说是更多人试图开辟的路径。□ .岳.永.明 .投.资.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