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以“檄文”方式炮轰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
核心问题是科研项目与个人灰色收入相联系，只要斩断了这个联系，就如同釜底抽薪，人们不会再热衷于“搞项目”
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因施一公、饶毅两位生物学学者联合撰文“炮轰”，又成焦点。
两人都有国外学术经历。施一公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回国前，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教授，也是该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饶毅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回国前是美国西北大学神经内科学Elsa Swanson讲席教授。
这篇“檄文”，是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在9月3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文章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并没有对中国的科研起到应有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
更为致命的是，尽管中国绝大多数研究人员经常嘲讽这种基金分配体制，但多数科研人员又选择了接受它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以及官员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两位学者缘何选择在这个时机发表此文？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又究竟存在哪些问题？
如果不认识人，根本申请不到经费
美国杜克大学药理学系教授、中国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王小凡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两位教授“炮轰”的原因恰恰在于，二人都有国外学术经历，不愿意让科研时间荒废在无谓的人际交往中。
王小凡透露，这篇社论，已于近日由有关部门递给中央高层领导，相关批示，也已经下达给了科技部等有关部门。
科学界不少人士对施一公“零容忍拉关系搞科研”的态度都有耳闻曾有从海外归来、加盟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年轻教授问施一公，在中国，一个年轻科研人员每周应当花多少时间出去拉关系，以便将来在基金申请等方面得到照顾？施一公的回复是“一分钟都不需要”。
当时，刚刚从普林斯顿大学回来，加盟清华大学的施一公认为，年轻科研人员在中国，一定是可以靠实力崛起的。不过，两年过去，施一公当初的设想明显过于简单。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一名年轻科研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作为一个底层科研人员，如果不认识人，根本申请不到经费。
“这个圈子这么小，人家掌握着钱，你要是不听话，你的经费就等着被掐掉吧。”这名科研人员称。
类此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乱象，近十年来，屡被提及。王小凡告诉本刊，十年来，科技部为扭转科研基金申请私人关系重于优胜劣汰的现象，亦做了不少努力，现在问题不能说是扩大了，但依旧还存在。
对于本刊记者的疑问，饶毅通过邮件提供了他的解决方案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应当从传统人治体制，转向竞争优胜体制。
这几乎与此前历次争论所得结论并无二致，但改革却是方向明晰，脚步驻足不前。正如《科学》杂志这篇社论所述全面改变这一体制并非易事。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者，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选择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
行政人员主导分配过程
本刊记者了解到，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主要来源有两大块一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基金委)，二是科技部的“973”、“863”等项目。尽管同属国家科研基金来源，二者却在申请、评审的道路上大相径庭。
对基金委的经费分配，多数科研人员意见并不大。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院长高抒向本刊表示，基金委员会采用依靠专家、同行评议的方法来决定项目取舍，行政干预较少，在科技界的声誉较高。
王小凡也说，基金委支持的项目，多为自由探索性项目，很少有立项环节，也就相应更加公开透明，甚至能做到引入海外科学家进行项目评审。
“科学具有不可预见性，国家重点支持的项目，可能出不了成果，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项目，却可能成为重大突破，所以，我们更应当让科研自由竞争。”王小凡说。
尽管程序相对而言更加严格规范，但基金委的资金，其实只占整个科研基金的小头。相比科技部动辄几千万、上亿的经费，基金委的资金只能说是“小意思”。
引燃矛盾的是《2006年～2020年科技发展中长期计划》的公布。饶毅介绍，中长期计划会选出10～20个大课题，每个课题将给予最高达100亿元的经费资助。这一资助额度即使在国际上，都堪称巨资，仅一个课题就可能“超过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经费的总额、甚至超过自然科学基金1986年成立迄今18年的总经费 ”。